波德莱尔诞辰200年：他追求现代，同时也反对异化

我们在文学和艺术的欣赏品味上，整体上来讲，没有经历过现代的洗礼，或者说现代的洗礼还不够。正因为现代社会没有真正的发展起来，所以在艺术上的修养和审美往往还是古典和传统的，无论是电影、戏剧，还是小说，都要有一个故事情节，然后去打动观众和读者。

1866年，波德莱尔去世前几个月拍摄的照片，Etienne Carjat拍摄。

“任何一位爱好文学或曾经爱好文学的人，都会有一个酷爱波德莱尔诗的阶段。”在《波德莱尔传》的译序中，译者董强写下这句话。

在国内，读过波德莱尔的人不多，为他而痴迷的人更少。

别人看我喝着最低劣的烧酒，我却在风中行走。

我是一片连月亮也厌恶的墓地。

他流动的不是血液，而是忘川的绿水。

谁不曾从坟地的枯骨中吸取营养。

能写出这些句子的诗人，注定会常驻在我们的心中，与我们的灵魂息息相关。只是尘世总会给他万千折磨。

1857年，波德莱尔的《恶之花》首次出版，因“有伤风化”，法庭勒令刪除六首主要的诗作。文豪雨果曾在给波德莱尔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我理解您的所有哲学（因为，跟所有诗人一样，您有您的哲学），我甚至不光理解，我还接受它；但我还是保留我自己的哲学。我从来没有说过为艺术而艺术；我一直都说：为进步而艺术。……但是，您热爱美……”

《恶之花》首版封面，上有作者的笔记，1857年。

波德莱尔去世后，声名与日俱增，他被视为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。

遗憾的是，在中国，文学教育止于陀思妥耶夫斯基，现代主义被边缘化，从波德莱尔，到魏尔伦、马拉美、兰波，整个创作谱系被忽视，由此构成我们与世界、我们与现代文学、我们与现代精神之间的巨大隔阂，而只凭感官直觉与它对话，难免进退失据。

我迷失在这丑恶的世界上，被众人推搡着，像一个厌倦的人，往后看，在辽远的岁月中，只见幻灭和苦涩，往前看，是一场毫无新鲜可言的暴风雨，既无教诲，亦无痛苦。

多少年后，当我们终于能从自身经历中，揣摩出波德莱尔究竟想说什么时，却是别样的苍凉。读懂波德莱尔，是一次心灵的再启蒙，在人的发现之后，还有现代性的发现。生于兹世，我们注定不是旁观者——一切关于现代的，都与我相关，正如波德莱尔曾写下的、曾深爱的、曾焦虑的，也与我相关。

今年是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，借此之际，燕京书评采访了《波德莱尔传》的译者董强。

董强，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。1988年10月，入巴黎第八大学进修，期间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随米兰·昆德拉学习至1995年。现任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2013年6月，获法兰西学院最为重要的奖项之一——“法语国家联盟金奖”，2016年11月，当选法兰西道德与政治学院综合学科类终身通讯院士，是该学院200余年来首位华人通讯院士。

▌波德莱尔为何成了“浪荡子”

燕京书评：波德莱尔的父母年龄差很大，他出生不久，亲生父亲就去世了，继父又是一个一心往上爬的军人，算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家庭，为什么波德莱尔会成长为一个“浪荡子”？

董强：他一开始的阶层至少是个小资产阶级。他的生父算是个艺术家，而且还会收藏一些画作、艺术品、家具，家境还可以，但去世很早，给波德莱尔留了一笔遗产，够他活一辈子，至少不会流落街头。后来他的母亲再嫁给了一个将军。他的继父在当时来说，是一个很正面的代表，在军事、外交、政治三方面都很优秀：在军队里，戎马生涯；后来成为著名的外交官，做到大使；然后又从政，当到参议员。波德莱尔的母亲比他还大几岁，二人除了波德莱尔这个继子，也没有再生别的孩子，所以从社会的角度来说，他的继父是一个没有什么缺点的人。他在当时代表了当权阶级和资产阶级，代表当时社会正统的价值观和秩序。波德莱尔反对他的继父所代表的这些价值。而且从个人感情上来说，波德莱尔一直对他妈很依恋。他内心对母亲的改嫁是不满的，他感到母爱被另一个人剥夺了，后来波德莱尔与他继父的关系很僵，最后决裂，不相往来。但说实话，为什么会闹得如此僵，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，是一个“悬案”。

波德莱尔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叫阿尔封斯，他和波德莱尔的母亲相处得很好，是法学学士，后来成为一名法官。所以，波德莱尔如果和他哥哥一样，按照家人为他铺设的人生道路去走，他可以生活得很好，至少可以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。但是，他拒绝这些，要成为一名作家。如果没有他生父的遗产，光靠他自己的稿费，是生活不下去的。他也没有结婚，没有孩子，一辈子跟一个混血女人（让娜）住在一起，花钱养着她。成年之后，波德莱尔一直是租房子住，巴黎有十几个地方都标记着“波德莱尔在此居住过”。他不像雨果、巴尔扎克这些人，有博物馆、故居。巴尔扎克再怎么惨，好歹有个故居，原样保留着他的书桌、睡床，让人可以想象他的生活起居和工作状态。波德莱尔妈妈的房子本来是他最后的港湾，但他死的比他妈还早，而且那所房子最后也没有留下来。他只留下了一本薄薄的《恶之花》。但从另一个层面上，整个巴黎遍布波德莱尔的足迹。所以我在译本序里面说：这部《波德莱尔传》就是他灵魂最好的安息之处。

《波德莱尔传》：至今，在曾长期被阿谢特书店买下的高楼的15号门牌号码上方，有这样一块牌子：“在这里，曾矗立着一所房子，诗人夏尔·波德莱尔1821年4月9日在这里出生。”

燕京书评：在序言中，你有提到作者“对波德莱尔的经济状况的详细记录与描述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章节，计算诗人的收入与所欠的债务。”这种“对诗人的经济状况进行描绘和计算”，能解读出什么不一样的信息吗？

董强：这部传记的作者皮舒瓦是学商出身，是个会计，很多人以前不会关注这些经济上的账目，只是关注波德莱尔艺术的成就，但作者由此说清楚了两个问题：第一，波德莱尔被迫接受所谓的监护人体制，这对他成年后的心理影响很大。他的反叛跟这个是有关的。他还未成年就继承了他生父留给他的遗产，但他拿到遗产后一两个月就挥霍掉了许多，所以他的母亲和哥哥发现这么下去，可能不到一年他就把遗产全部花掉了，所以他母亲就跟继父通过家庭监理会，要求法律介入，给波德莱尔指定了一个法定监护人——昂塞尔。一直到波德莱尔去世，除了生活以外的开销，波德莱尔都必须经过昂塞尔的同意，才能支配自己的财产。波德莱尔觉得这种控制对他是一种羞辱，他觉得自由被剥夺了。

第二，解释了为什么1864年之后，波德莱尔要去比利时碰运气，因为他所挣的稿费根本偿还不了债务。在他妈眼里，他一辈子都没成功，一分钱也没挣过，所以他想向他妈证明他混得没那么差，他想把他所有作品的版权都卖给比利时的出版商。他的作品在法国很难出版，被法庭起诉了，而在比利时出书比较容易，可以赚一笔钱。但后来他的经济状况也没有改观，几乎可以说波德莱尔最后是死在了比利时，因为他是在比利时发病而不治的。

燕京书评：波德莱尔19岁，还没有进入文学界，便给雨果写信，似乎时间不长，就见到了雨果，当时见大文豪这么容易？

董强：法国的文人圈子就是这样，互相接触是很容易的，很多伟大的作家很容易在沙龙、咖啡馆门口遇见，你就可以上前打个招呼、聊天。但要分小圈子和大圈子，一个作家主要靠他的小圈子，就是特别熟的几个人，大家都是一起混出来的，对于波德莱尔来说，这些人不可能是雨果、巴尔扎克。波德莱尔在中学时期，就和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文学小团体——“诺曼底派”，包括普拉隆、勒瓦瓦瑟尔、谢纳维埃、儒勒·布伊松、奥古斯特·多松、邦维尔等等。所以后来波德莱尔去世之后，都是他身边的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帮他出版《全集》，包括阿瑟利诺、马拉西、邦维尔，有的是出版商，有的也是文化圈的。可以说是这些朋友拯救了波德莱尔，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，波德莱尔不会有今天的地位。后记里面作者也说：“友谊使得波德莱尔这艘大船及时驶向了远海。”

燕京书评：在当时，什么人会认同波德莱尔？

董强：他当时的书被禁，被法院判处有伤风化，必须删去一些章节，拿掉几首诗，这反而提升了他的知名度。年轻人关注他。后来这群人有一些成了象征主义的先驱，比如马拉美、兰波、魏尔伦等。兰波有一个著名的通灵者的说法（voyant），他认为诗人必须通灵，就是可以看到“非现实”的东西。他有一句著名的话，“波德莱尔是第一个通灵者”。这些人都是现代诗鼻祖式的人物，他们一致认为波德莱尔开启了文学上一个新的方向。

▌他是现代性的开创者之一

燕京书评：你在序中写道：“一部好的传记，其价值也许不仅仅是为某人（传主）造像，更多的是为某个时代造像。”您可以简要说说这本传记所呈现的波德莱尔所处的“时代画卷”是怎样的？对波德莱尔的影响是什么？

董强：19世纪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，法国大革命（1789年）以后，君主制与封建制度瓦解了，但一直到1870年，法国的体制不断在变，被共和国、君主立宪制和帝国交替掌权。同时受到工业革命以及海外殖民地的影响，法国社会传统的阶级观念、贵族以及天主教会受到各种现代思潮的冲击。对于法国文学来说，19世纪是从古典主义（Le classicisme）和浪漫主义（Le Romantisme）向“现代性”（La modernité）转折的历史时刻。波德莱尔就处在这样的氛围中。

燕京书评：书中写到1848年之后，波德莱尔就和青年时的朋友分道扬镳了，1848年革命对波德莱尔的改变是什么？

董强：1848年是法国政治样态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。二月份发生了“二月革命”，推翻了复辟的君主制度，成立了第二共和国。到了年底，路易·波拿巴当选为总统，开始了他窃取共和国的步骤，直到1851年发动政变，1852年正式成为拿破仑三世。波德莱尔被当时发生的一切恶心着了，开始对政治厌倦。这对他后来成为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代表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时，他渴望改变，但也不希望通过激进的手段。而且他是一个强烈的个人主义者，不愿意受到任何人的影响。

居斯塔夫·库尔贝画的波德莱尔肖像，1848年。

燕京书评：可以具体说说波德莱尔所开创的“现代性”是什么吗？

董强：波德莱尔的“现代性”是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的。波德莱尔自己说过：“后世跟我是有关系的。”我的理解是，年轻人和他是相关的。

他对“现代性”影响，第一是他的诗歌创作；第二是他最先提出现代性的概念，为之后100多年的现代文学开启了新时代。后来的普鲁斯特、布勒东、萨特，都可以说是波德莱尔的“精神之子”。包括后来所说的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（bohemian），都是从波德莱尔开始的，他对这个世界、社会保持距离，一直处在边缘的位置，但同时，他打破了所谓“真善美”的框架，从“善”的对立面“恶”中挖掘出更深层次的人性，从这些边缘的、丑陋的事物中升华出美。原来的天主教有天堂和地狱之分，地狱属于撒旦，是邪恶的，但天主教要抑制恶，而波德莱尔恰恰要把恶挖掘出来，把人很原始的部分激发出来，也就是后来弗洛伊德所说的“潜意识”。他的创作主题和内容其实预示了后来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。

在现代社会的进步过程中，他最早意识到人的异化问题。他不像卢梭一样，认为要回归自然，有一个所谓纯自然的东西，但他也不接受现代社会的物质性，反对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。他更希望挖掘人的内心世界，追求人纯粹的精神自由。所以波德莱尔作为“现代性”的鼻祖式人物，也在于他的悖论性。这是现代的特点，在追求现代的同时也在反思现代。波德莱尔就代表了这种现代的反思性。

《日出·印象》，莫奈，1872年，藏于玛摩丹美术馆，巴黎。

波德莱尔生于1821年，1867年去世。他没有赶上真正的现代时期。他去世以后3年，莫奈画出了《日出印象》（1872年），西方才整体上进入现代。1870年，普法战争失败，迫使法国开始反思，加上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，随后法国社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和平和繁荣的时期——“美好时代”（Belle Époque）。正是这一时期孕育出了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人们普遍开始意识到都市生活对人的异化，人的精神出现了危机，而波德莱尔是最早表现这种精神危机的人，这些思考都可以在“恶之花”里找到。后来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，“美好年代”就被打破了。所以波德莱尔的名声是在死后不断被彰显的。写《荒原》的英国诗人T·S·艾略特，也是受到波德莱尔和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。后来的年轻诗人、艺术家、小说家，包括知识分子，都从波德莱尔的作品中汲取营养。甚至到了1968年五月风暴的时候，年轻人依然阅读波德莱尔，发掘他身上的叛逆性。

燕京书评：波德莱尔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，在今天，法国普通读者会怎么看波德莱尔？波德莱尔对今天的法国文学还有影响吗？

董强：我觉得波德莱尔影响了之后100多年的现代文学，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，也就是萨特的那一代。也许进入所谓的“后现代”以后，就没有那么重要了，而是和莎士比亚一样，成为了文学经典。今天我们也是从经典的意义上来纪念波德莱尔。对于当今的许多读者来说，阅读波德莱尔可能只是一种个人趣味，不再对现实有直接影响。但同时，只要我们认为自己是现代人，那么，波德莱尔开启的时代就依然是我们的时代。借用波德莱尔的那个说法，我们跟波德莱尔是“有关的”。

波德莱尔手稿

▌我们在文学和艺术品位上，没有经历过现代的洗礼

燕京书评：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波德莱尔的？

董强：在北大读书的时候，我是从课本上和文学史上知道波德莱尔的，但只是知道他最有名的几首、几句诗，老师都讲过，但与波德莱尔精神上的亲近，是我到巴黎之后才开始的。我的20岁到30岁是在巴黎度过的，翻译这本波德莱尔传，某种程度上，也是我自己对过往时光的怀旧。

燕京书评：从资料看，你生于1967年，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80年代，那个时候的中国读者怎样理解波德莱尔？

董强：因为中国当时再次开放，开始全方位接受西方，接受现代思潮。而波德莱尔作为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先驱，是无法忽视的存在。可以说，波德莱尔是融入到整个现代空气里的人，只要是现代人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共鸣。他的作品是打破束缚和禁忌的，有这样的作家存在，对后来很多作家来说是一种安慰，写作是可以不断打破禁区的，人性的复杂性是可以不断挖掘的。这种影响更多是思想上的，不仅仅是文学上的，否则只把他看作一个诗人，影响就小多了。

燕京书评：在巴黎生活过，对你自己，对你理解波德莱尔有怎样的助益？

董强：可以说，我的世界观是在巴黎形成的。我是1967年生人，幸运在于没有被时代所累，不像上一代赶上了“上山下乡”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法语不是我个人选择的专业，但法语让我有幸与巴黎结缘。海明威说巴黎是“流动的盛宴”，离开巴黎之后，从精神上来说，我很难走出巴黎，我能切实感觉到巴黎在我身上流动，这种感觉持续了至少七八年，包括在欧洲，我去任何一个地方旅行，都能看到巴黎的缩影。

我当时住在巴黎拉丁区一个很简陋的房子，旁边就是波德莱尔出生的地方，距离塞纳河、卢浮宫也很近，拉丁区本身就充满了历史，海明威的故居、先贤祠、莎士比亚书店，各种运动游行的地方。很多法国名人出生在那，很多重要的事发生在那，而且在当时，我也有幸认识了很多法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，比如米兰·昆德拉，后来我成为了他的学生，比如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，后来我们也成为真正的朋友。也是从那时，我才从思想上拉近了跟波德莱尔的关系，因为《恶之花》里面有很多描写巴黎的文字，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，这个时候波德莱尔就不再只是一个文本了，而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圣马丁大道（Boulevard St Martin），巴黎，1860年代

在巴黎，生活和艺术是区分不开的，是融在一起的。这就涉及到文化遗产的问题。法国是保护文化遗产最好的国家，比方说在巴黎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，各个国家、各个时代的博物馆，你可以在里面不断地穿梭，你可以随时进入非洲文化、中国文化，随时感受18、19、20世纪的气氛，只有在巴黎有这样的机会。在巴黎有一个很有名的博物馆叫浪漫主义生活博物馆（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），那个时代用的盘子、杯子、床，客厅里喝什么茶，都能保留下来。然后换一个区，旁边可能就是中世纪博物馆，你又可以完全沉浸到中世纪的生活中。所以，什么是“后现代”？这就是“后现代”，即先锋与保守的共存。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，经历过反复的颠覆和革命，现在的巴黎才实现了先锋和保守的共存。卢浮宫和蓬皮杜都共同代表了巴黎。这也是法国真正可爱的地方，它容纳不同人的思想和趣味。

燕京书评：在序言里，您表示我国的读者往往更钟情法国19世纪的文学，认为这个时期的法国比较能让中国读者产生共鸣？

董强：确实，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感受。这是中国读者所特有的。在中国，喜欢法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人始终是小众，喜欢古典文学、现实主义文学才是大众，比如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、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、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，等等。很多中国的作家，比方说莫言、刘震云、余华、王安忆，等等，这一代中国作家都会认为自己受到法国19世纪的文学影响很大，而不是20世纪。

我个人的判断是，我们在文学和艺术的欣赏品味上，整体上来讲，没有经历过现代的洗礼，或者说现代的洗礼还不够。正因为现代社会没有真正的发展起来，所以在艺术上的修养和审美往往还是古典和传统的，无论是电影、戏剧，还是小说，都要有一个故事情节，然后去打动观众和读者。大众是一个接受的角色。而现代是要打破这个东西的。“现代性”强调的是读者的反思和主体性。

燕京书评：你怎么理解19世纪和20世纪法国文学的关系？

董强：我一直研究的是法国20世纪文学，但现在慢慢发现真正有意思的时期是19世纪的法国。19世纪和20世纪是紧密相连的，这两百年是不可分割的。19世纪的法国有一个民族的完整性，19世纪法国的各种阶层、思潮都在涌动和演变，但整体性没有散掉，作为一个有机体很值得研究。到了20世纪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，法国跟世界的关联不一样了，法国的文化特性也有所消散，而19世纪给了法国一种支撑，直到今天让人们可以识别出法国。我现在很关注的一个话题是19世纪如何孕育了20世纪。

燕京书评：今天法国的知识界、思想界对20世纪的反思是什么？

董强：整体上，法国的知识分子还是相信精神的力量，他们认为精神可以改变世界，可以抵御世界，西方整体的文学也是以“非现实”为核心的。法国人做事比较彻底，和大革命一样，彻底到再往前一步就是虚无主义了。所以今天，他们在思想上也碰到不少阻碍。事实上，人们对过于概念化、纯逻辑性的东西感到有些厌倦。虽然他们也会探讨现实，探讨什么叫réel（真实）之类，但总是带有哲学思辨意味的，并不是真的触碰现实。所以，非虚构文学在回归，回到对现实的关注。但对今天的法国来说，到了真要面对现实、回应现实的时候，也很难找到有影响力的作家或者知识分子。他们也在反思，认为文学需要重新出发。